1999年，“三会”制度在五里桥街道诞生。25年来，“三会”制度在五里桥深耕厚植，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张“金名片”。今年正值“三会”制度实践25周年，五里桥街道社会工作综合服务站以高校学生参与社区实践为契机，开设高校学生谈“三会”专栏，让高校学生分享“三会”制度学习与实践的感悟。本期高校学生谈“三会”由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专业大三学生吴胤泽带来分享。

对于“三会”制度的学习与了解，究其实践的根本，我认为有两个关键的学理层面值得深入理解分析：一是基层协商的制度化发展，二是听证会、协调会与评议会作为实践机制的理论与应用。这些内容不仅揭示了基层协商如何成为中国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首先，基层协商的制度化发展是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制度化发展意味着将非正式的、零散的协商活动转变为有序、规范的制度安排。书中深入探讨了政治生活与社区治理之间的关系，并且强调了社区治理中非正式协商的作用。这种非正式协商通常基于日常生活中的互动，涉及的主题更为广泛，形式也更为灵活。然而，为了提高协商的效果与效率，需要对这些非正式协商进行制度化处理，确保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正当性与持续性。制度化不仅提供了操作的标准化流程，还能够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从而增强决策的透明度与公众的信任。

其次，对听证会、协调会与评议会的深入剖析，展示了这些机制在实际操作中的复杂性与重要性。听证会、协调会和评议会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协商民主框架。听证会主要关注于在决策前收集公众意见，确保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声音的广泛听取；同时协调会则侧重于解决社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其目的是寻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评议会的职能则是对已实施的政策或项目进行评估，监督政策执行的情况，并提供反馈。这三种会议的有效运作，不仅依赖于明确的制度支持，还需要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开放的沟通环境。

通过对这些基层协商机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协商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决策工具，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到权力的重新分配，公民参与的扩大，以及公共政策透明度的增强。五里桥街道的案例进一步证明了制度化协商如何能够提升基层治理的质量和效率，也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和可能的发展方向。